礦山生態修復:亡羊補牢更是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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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是礦產資源大國,但同時也是資源消耗大國。豐富的礦產資源支撐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同時也給生態環境帶來嚴重破壞。
前瞻產業研究院礦山修復行業研究員鄭新風認為,在煤炭等礦產資源的大規模的掠奪式開發之后,許多礦山、礦區的生態環境問題觸目驚心,因此,積極開展生態修復既是對資源過度開發的亡羊補牢之舉,更是為我國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未雨綢繆。
資源開采后遺癥
我國是礦產資源大國也是資源消耗大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對礦產資源的巨大需求,促使人們大規模、大范圍地開采礦產資源,地表乃至地下礦產開采區域星羅棋布。在被開采或已開采礦產資源的區域,其土地具有眾多不良的理化性質,尤其是重金屬含量過高,而有毒重金屬在土壤系統中的污染過程又具有隱蔽性、長期性和不可逆性,因此常給周邊地區的生態環境造成重大的影響,是破壞土地資源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破壞水平衡加劇礦區水資源危機、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破壞生物群落的生態平衡和生物多樣性的罪魁禍首。
我國是世界采礦大國,現有各類礦山企業約15.3萬個,其中國有礦山7650個。據2010年全國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現場會的初步統計,全國因采礦形成的采空區面積約134.9萬公頃,占礦區面積的26%,采礦活動占用或破壞的土地面積約238.3萬公頃,占礦區面積的47%。
與此同時,伴隨各類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礦區還產出了大量的固體廢棄物。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8年底全國因采礦活動產生的固體廢棄物的累計積存量353.3億噸。此外,礦業廢棄地是指在采礦活動中被破壞、未經治理而無法使用的土地包括廢石堆廢棄地、采空區和塌陷區、尾礦廢棄地、采礦作業面、道路及輔助建筑物占用后被廢棄的土地,這些都成為礦產資源過度開采又缺乏修復的后遺癥。
具體來看,這些后遺癥的危害主要體現在對土地資源、水資源、大氣質量和生物生態等方面。
首先是對土地資源的影響。
礦山活動尤其是露天開采,嚴重破壞了山坡土體結構,加上大型采礦設備的重壓導致地面塌陷和土壤裂隙產生,而土壤中的營養元素也隨著裂隙、地表徑流流入采空區或洼地,造成許多地方土壤養分短缺,土壤承載力下降,造成土地貧瘠、植被破壞,最終導致礦區大面積人工裸地的形成,使水土更易移動,水土流失加劇。
同時,礦山固體廢渣經雨水沖刷、淋溶,極易將其中的有毒有害成分滲入土壤中,造成土壤的酸堿污染(主要是強酸性污染)、有機毒物污染與重金屬污染,而且由于地下采空影響了山體和斜坡的穩定性,容易導致地面塌陷、開裂、崩塌和滑坡及泥石流災害的發生。
其次是對水資源的影響。
由于礦區塌陷、裂縫與礦井疏干排水,使礦山開采地段的儲水構造發生變化,造成地下水位下降,井泉干涸,形成大面積的疏干漏斗;地表徑流的變更,使水源枯竭,水利設施喪失原有功能,直接影響農作物耕種。同時,礦山開采過程中產生的礦坑水、廢石淋濾水等,一般較少達到工業廢水排放標準,嚴重影響水生生物的生存繁衍與人畜生活飲用。
再有就是對大氣質量的影響。
礦山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大量的粉塵和有毒有害氣體,特別是在露天煤礦中產生的粉塵、煤矸石的氧化和自燃中放出的大量有毒氣體會在干燥氣候與大風作用下產生礦塵暴,不僅污染礦區大氣,破壞作業環境,損害工人身體健康,而且由于風的流動,也是礦區周圍和全球大氣的污染源之一。
此外,就是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由于礦區植被清除、土壤退化與污染、水土流失、水資源的缺失與污染等,對礦區生物多樣性的維持形成致命打擊,嚴重威脅了動植物生存,從而對生物多樣性造成威脅。
前瞻產業研究院礦山修復行業研究員鄭新風指出,目前我國礦山地質環境形勢依然很嚴峻,治理難度日益增大,礦山地質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并危害群眾健康,影響社會穩定和環境安全。預計未來10年乃至更長時間內,我國人口將繼續增加,經濟總量仍將繼續增長,資源、能源的消耗也將隨之暴增,礦區生態修復所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這也獲獎成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約束瓶頸。
亡羊補牢還是未雨綢繆?
生態修復是指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復能力,在適當的人工措施輔助下,恢復生態系統原有的保持水土、調節小氣候、維護生物多樣性的生態功能和開發利用等經濟功能。生態修復不是指將生態系統完全恢復到其原始狀態,而是指通過修復使生態系統的功能不斷得到恢復與完善。
而礦山生態修復即礦山領域的生態修復。礦山生態環境破壞系統包括開挖、壓占、坍塌、水土流失、尾礦砂庫等,其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發生了很大了位移,是一種典型的退化生態系統。目前礦山生態修復的方法一般有穩定化處理和生物修復處理兩種。
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12-2016年中國礦山生態修復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分析指出:生態修復是一個生態自我恢復、發展和提高的過程。在生態修復中,生態系統的結構及其群落是由簡單向復雜、由單功能向多功能、由抗逆性弱向抗逆性強轉變的。生態修復還是保持水土、保持人和自然和諧相處的具體體現。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對資源的需求與日俱增,大規模地開發礦產資源給生態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生態環境修復成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共同訴求。近年來,我國礦山生態修復研究發展迅速,礦山生態修復工作也逐步開展起來,并在礦山廢棄地的土壤改良技術、礦山廢棄地的植被選擇技術和礦山土地復墾技術等方面取得較好的研究成果和實踐成果。
據統計,“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共投入資金129億元,帶動地方財政、企業和社會資金投入500億元。“十一五”期間,我國治理恢復礦山土地面積約49.6萬公頃,治理礦山地質災害5195處,治理已破壞的地形地貌景觀2527處,有效緩解了礦山開發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然而,由于我國礦產資源大多集中在生態環境脆弱地區、敏感地區或重要生態功能區,全國礦產資源開發與利用范圍廣、面積大,資源開采條件有限,粗放的開采方式和淡薄的責任意識加劇了開發活動對環境的危害,我國工礦廢棄地復墾和生態恢復率僅為12%。而在發達國家,法律普遍規定礦區的礦主有出資恢復生態的責任,土地復墾、生態恢復也被納入開采工藝審核,因此其復墾和生態恢復率普遍超過50%,英美等國家更超過80%。對比得知,我國的礦山復墾和生態恢復仍任重而道遠。
近年來,為順利推進我國礦山生態修復事業的發展,我國31個省(區、市)均已建立了礦山地質環境治理恢復保證金制度,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礦山生態修復的資金缺口。國土資源部的規劃提出,到2015年,我國礦區恢復率將達到30%,并力爭到2020年使大中型礦山建設基本達到綠色礦山標準。據此測算,“十二五”期間,我國平均每年將有約250億元資金投資于礦區生態修復,比“十一五”末增長112%。
前瞻產業研究院礦山修復行業研究員鄭新風分析認為,落實礦山生態修復資金是推動礦山生態修復的前提和基礎,為拓寬資金渠道來源,我國應全面建立礦山環境治理保證金制度,責令礦山企業從礦產品銷售收入中逐次提取一部分資金以建立礦山企業的環境治理基金,同時對這類企業收取礦山企業的超標排污費,此外,國家相關部門也有義務從資源稅、資源補償費等稅費中劃出一部分用以建立礦山環境治理和土地復墾基金,同時通過開展市場化籌資等渠道以增加投入。
鄭新風強調,我國礦山生態修復必須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以實現礦山可持續發展,同時還應堅持生態優先綜合治理、堅持水土流失防治與環境綠化美化相結合、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改善,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經濟可行的原則,以在亡羊補牢的同時實現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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